昨天下午，国家卫健委、医保局和全总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育儿补贴制度。发布会用了几个限定描述：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范围、普惠式、直接性，向群众发放的民生保障现金补贴。
事实确实如此。
育养 0-3 周岁婴幼儿，每月补贴 300 元，今年初步安排预算 900 亿元左右，说多不多，但由于将是长期执行，将会成为固定财政支出，因此这项措施是长远的。有人口专家认为这是万里长征走出第一步。
生育补贴是部分人口专家最近几年一直主张的。主张补贴总会得到广泛支持，作者也主张大幅提高农村人口养老金。但细究生育补贴的目标和效果，作者其实并不看好。
按照部分人口专家的观点，生育补贴的最终目的是提升生育率，其实际效果的判断标准，是看"不想生的"能否变成"想生的"，也就是生育意愿是否发生实质变化，最终评判标准是生育率有否实质性提高。
主张生育补贴的人口专家普遍认为 300 元 / 月的补贴金额过少，有的主张需要提高到 1000 元 / 月，有的主张需要提高到 2000 元 / 月。但由于"从无到有"已经很不容易，人口专家们又纷纷表示支持，毕竟万事开头难。
每月增加 300 元，虽然看似不多，但对于已经生育的家庭，尤其是偏低收入家庭而言，足够覆盖相当的开销（尤其是奶粉等固定开销），可以实质性降低育养家庭的负担。但对于一二线城市家庭而言，这个补贴其实意义不大。反过来讲，这个补贴主要也不是针对一二线大中城市家庭的，主要还是针对偏低收入家庭。
那需要思考之处在于，偏低收入家庭是否会因为每月有 300 元补贴，就从"不愿生育"变成"愿意生育"呢？如果补贴的目的是降低"愿意生育"和"已生育"家庭的负担，那这个补贴是有意义的；但如果补贴的目的是提升"生育意愿"、提升生育率，作者认为恐怕还是挺难。
部分人口专家长期认为，必须有足够的生育补贴，生育率才会有效回升。这个数据支持截至目前还只能来自于极少数的海外国家，对大多数育养福利远远好于中国大陆的欧亚澳等国而言，靠生育补贴来对生育率进行改善，效果都十分有限，个中原因，作者以前做过介绍，主要跟后工业化高福利、高学历引发的社会心理变化有关。既然海外先发国家实际情况如此，于是支持生育补贴的人口专家的逻辑就逐渐变成，如果不像众多海外先发国家那样进行大额生育补贴，那未来生育率只能更低。
作者完全同意维持生育率对经济发展和族群延续的重要性。在 2021 年本号发表的《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作者就已经将工业化、老龄化和全球化的关系通过历史分析加以梳理。1970 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与具备低抚养比（劳动人口显著多于幼儿和退休人口）的所谓"人口红利"关系密切，加之东亚在近代受到西方冲击后普遍接受了德式发展路径，优先发展重化工业，进而又不得不高度重视数理化基础教育和劳动纪律的培养，这就催生出欧洲和北美之外全球最集中的制造业外包基地，这也是后来超级全球化形成的历史基础，也是今天作者所谓再全球化的历史原因。
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必然导致老龄化，人均预期寿命的提升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老龄化催生出养老体系、医保体系，同时又造成代际冲突（养老金到底出自哪个人群？），这就使得劳动经济结构因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变与财政制度的匹配紧密相关。
工业自动化和 AI 说到底是为应对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减少而产生，正是因为老龄化不可逆，劳动力将会持续减少，因此资本才会涌向"少人、无人"的科技领域。但不同国家由于处于不同老龄化阶段（劳动人口和非劳动人口比例不同）、Right System 造就的代际冲突议事机制不同（权利博弈对新技术应用的反向影响，典型地如欧盟国家对互联网平台和 AI 产业的态度），当然也就导致各国对引入工业自动化和 AI 的态度存在不同。
新科技好不好，总是需要与分配机制结合起来看，才能得出结论。例如，劳动力人口众多的国家，快速发展"无人、少人"技术，究竟是否好，主要还是看对就业和民众福利的影响，这就直接涉及到分配制度的改革，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需求侧"。
很多人不了解，曾经民粹主义盛行、经济不平等最严重的镀金时代，恰恰是美国科技领先的时代。这需要在分配制度革新后（而不是简单地去占领更多海外市场后），才得以缓和（《民粹主义改造美国（增补完整版）》）。
历史的认知总是决定现实的选择。
这些问题，在过去几年，作者都已经比较深入地讨论过，不熟悉的读者可以查阅历史文章。
回到生育补贴问题，作者一直以来的观点是，依靠生育补贴去逆转生育率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并且在欧洲福利国家也未见得有多少实质转变。欧洲先发国家的生育补贴大量被东欧、非洲移民甚至不具有合法移民身份的外来人口获得，导致出现严重的原住民与移民冲突问题，甚至成为欧洲极右翼复兴的基础。不能只看海外国家的生育率变化数据，还要细看到底是哪些人群在用生育补贴，导致了怎样的后果。
作者想讲的是，我们不能就人口问题谈人口问题，人口问题背后有历史、有现实、有本土、有全球。
作者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影响中国大陆生育率的真正问题，不是像西方或东亚先发国家那样因为高度城市化、后工业化、社会心理变化而出现的问题，而是有非常本土的特点。中国大陆生育率极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流动人口过于庞大（超过 3.85 亿）。这个庞大的流动人口正是中国大陆过去四十年极速发展的劳动力基础，而这二十年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是比城市人口甚至农村人口的生育率还要低的。为什么如此呢？是因为部分人口专家所言，他们有着先发国家那样的高学历，有更自由的选择，所以排斥生育吗？还是如部分人口专家所言，他们只是缺足够的生育补贴呢？
不知道我们的人口学研究和人口政策调研有多重视这部分数量极其庞大但几乎又无声的人群。作者始终认为，如果忽视他们的存在和问题，无论给出怎样的生育补贴，生育率恐怕都是难以提高的。
正如作者在《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中所言：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更加关注已经存活于世的人，而不是那些可能出生的人；我们都更应该让经济发展去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让人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和零件。作者相信，这篇文章，将历久而弥新。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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